突破应试教育的历史关头
薛涌
中国的教育，正面临着一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历史关头。被人们所深恶痛绝的“应试教育”，将有可能被突破。
“应试教育”之成立，在于有那么一根神威无限的“高考指挥棒”。年轻人一生事业的基础，全被押在那么几天的高考上。于是，整个义务教育体系都围绕着这根“高考指挥棒”转，害得风华正茂的学子没完没了地重复做题、背书，直到心智麻木。如今，在“高考指挥棒”之外，又出现一根“留学指挥棒”。两根指挥棒，比起一根指挥棒来，等于给学生们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人们有了选择，才有自由。有了自由，才会有独创性、想象力。
让我们先看看几个基本的数据。2013年全国高考人数512万，比2012年的915万减少了3万人。比2008年1050万人的顶峰，减少了138万人。与此同时，高校的扩张并没有完全停止。2013年高校的“容量”肯定比2008年时要大。这样，自然就大大降低了高考的竞争力。2012年的高考录取率就已经达到75%。有人统计回顾，1977年刚刚恢复高考时，录取率为4.8%，1979年我上大学时，录取率为6.1%。2001年录取率首破50%。日后几乎是年年看涨。今年参加高考人数仍然持续下降，估计录取率会突破75%。高等教育急剧扩张、粗制滥造的结果，是大学文凭迅速贬值。大学毕业生失业率连年升高、起薪赶不上民工等等的新闻不绝于耳。大学几乎是谁想上都可以上的。而且上了大学，往往也是白烧几年钱后前途茫茫。要走这条路，还有什么好争的？
当然，因为国家对一些重点高校的严重倾斜性投入，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极度不公，北大、清华等几所精英大学独大。进这几家“最高学府”，还是值得的。这就使高考在录取率持续升高的情况下，仍然维持着相当的竞争力：“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高考誓师大会仍然是那么惨烈，高考日的交通管制等等，依然是世界奇观；考生因成绩不理想而寻短见的新闻，照样不绝于耳。但是，即使是北大清华，也今非昔比。许多高考精英被香港的大学“掐尖”，还有一些不声不响地就读欧美名校。最顶尖的考生究竟流失多少虽然还缺乏统计，但北大清华再无法“得天下之英才”了。更不用说物欲横流的校园，早已缺乏当年的学术气氛。孩子来这里，还不如到美国一个二流大学读书。
另一头，则是留学生数量的持续飙升。2011-2012年赴美就读本科的中国学生人数增长了31%，留美本科生已经接近赴美读研究生人数。如今中国每年的留学生人数达到了40万。40万留学生比起900多万的高考人数来似乎还是小头。但是，如果维持30%的增长率，只用三四年就会突破百万。
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在义务教育中已经引起了一系列的制度性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国际班”的风行。许多大中城市的顶尖高中，毕业生有20%左右出国留学。于是，学生一进高中，往往就要和学校“签约”：要么进国际班准备出国，要么在常规的轨道上准备高考，不得一心二用。这样，学校即能保证升学率，又能拿出送走多少毕业生进世界一流大学的业绩。
这种“留学指挥棒”和“高考指挥棒”的全面拼斗，为突破中国那套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众所周知，以美国大学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高等教育，侧重于创造性、想象力、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旨在培养“完整的人”，强调素质、通识，而非狭隘的专业。想进这样的大学，自然要按照这样的教育理想来准备学业，放弃“应试教育”的模式。我个人也是基于在美国将近二十年读书教学的经验，创办了“薛涌留美预科”，希望为那些准备留美、却对美国的教育理想和方法茫茫然的学子，进行“转轨”的准备。
遗憾的是，在这样有利的宏观局面之下，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对“应试教育”的突破。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应试教育”还得到了强化。回顾近代以来中国引进西方思想的历程就知道，在刚刚接触西方时，中国人往往根据脑子里固有的传统模式来解读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新思想。如今也是一样。许多学子和家长立志要到美国接受“先进的教育”。“国际班”应运而生，并且配备了大量外教。按说，进了“国际班”，就是“美国式教育”的开始了。其实不然。大部分国际班，使以迎接中国高考的方式准备出国。只不过是用托福、SAT等等美国标准化测试，来替代高考中的语文、数学……
一些被家长们送到我的“薛涌留美预科”中的学生，就表现了这种把美国教育应试化的趋势。他们的家长之所以要把孩子托付给我，主要是因为阅读了我关于美国教育的一系列著作，认同我的教育观念。他们觉得，中国式的应试，已经渗透到了“国际班”中，使“美国式的教育”有名无实，所以要把孩子送到我这里补一补“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但是，孩子真来了，又发生了让大家都尴尬的事情：孩子根本没空读我布置的作业，因为要应付国际班的功课。其中有个孩子，才16岁，托福已经九十多分，和我出国时的考分大体相当，用功到在计算机前睡着了。谁还忍心再给他加码？但等他空闲是随手找出《时代》周刊中一个很简单的段落，可以随便查字典，却居然一句也没有翻译对。这样的现象不止他一个人，有相当的普遍性：很多孩子单词背了不少，语法概念也都知道，但面临着一段没有新单词、也没有高难度语法的英文一筹莫展。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更是无从谈起。批判性思维从哪里开始？
家长们同样纠结。要知道，我这里谈的都是些认识到“应试教育”的危害、并下了大本钱帮助孩子挣脱的家长。但是，他们又都不知不觉地把孩子推进应试的陷阱。他们大致的路线，也许可以这样描述：为摆脱“应试教育”，给孩子毅然决然地选定了留美的路，高中进了“国际班”；然而，上了这个轨道后发现，留美竞争激烈，也要考试！而且中国学生之间竞争惨烈，考分越来越高。于是，为了竞争，为了托福和SAT的高分，为了高中的平均成绩，又开始督促孩子们一遍一遍地做题、背书。闹半天，和中国的高考也没有什么两样。美国的大学申请，一下子就变成了美国的“高考”。美国教育中国化了。
当我向家长揭示了这样的荒谬过程时，他们大多表示出一种无助感：都知道这样不对，但无能为力，只能让孩子这么拼一下，据说这是“国情”。于是就有了美国的教育也要适应中国国情的怪现象。如果大家都陷入这种恶性循环的死局而不能自拔，“应试教育”就永远不能被打破，高等教育全球化所带来的大好机会就会被浪费。
怎样走出这样的困局？“薛涌留美预科”代表着我在这方面的尝试。我曾一再强调，留美时托福和SAT等标准化考试成绩非常重要。到不了一定的分数线就不应该出去。但是，我的课程，则完全绕开了考试，着眼于阅读和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为什么如此？以下就是我经常对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的家长反复陈述的观点，希望能和更多的家长分享。当大多数家长接受了这种观念后，“应试教育”的模式就可能被突破。
首先，是美国的标准化考试和中国的高考有本质的不同。美国的标准化考试，起源还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智商研究。比如，SAT当年就是作为智商测验推出的。主办者认为，当时大量犹太学生在高中成绩优异，靠的是死用功，在脑子里灌了不少知识。SAT考的是智商，不是知识，用功准备也没有用，犹太人考不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本来以排犹为目的考试，最后被一个叫科普兰的犹太人破解。这位科普兰发展出一套应试策略，能够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分数。后来美国国会的调查也显示，科普兰的应试准备确实能提高成绩。
不过，即使如此，SAT等标准化考试的风格已经非常鲜明：注重测试考生的能力，而非其准备的功课。这种考试是靠思维取胜，而非靠知识积累和记忆取胜。这种智商测试的特点，也限制了通过反复做题来提高成绩的幅度。针对外国人的托福，测试的是英语水平，略有不同，因为必须检测考生的英语程度，这种程度就是知识，但其精神还是和SAT等智商型的测试一脉相承，比如没有太多繁复的语言，重点在于检测考生实际阅读的能力等等。高考，则侧重检测考生具体科目的知识，而非能力。死记硬背、重复做题，往往能够大幅度提高成绩。
SAT、托福这种美国的标准化测试，基本反映着一个人的基本能力。水管里流出来的总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总是血。所谓英语不太会，托福能上90分的说法，大多是补习班吹嘘的神话。考前集中准备，确实能大幅度提高成绩。但是，这种应试技巧的“集训”，一般两三个月即可完成。我还是建议大家都这样去作。但这不等于把整个高中生涯都献身于应试。大家都在考前进行两三个月的突击准备，自然谁也占不到便宜，最终一锤定音的，还是自己的实力。
这里必须说明，如果只是凭实力应试，不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大多会吃亏，除非考生的实力高出对手一大截。但是，考前两三个月有针对性的准备，大体穷尽了应试技巧上的潜力。比起那些把整个高中都投入应试的考生来，基本不会有什么有意义的分数差距。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把整个高中都用来应试的学生，也许和那些着眼于发展自己实力的学生一样能达到大致相当的分数。但是，这些学生往往面对一段简单的文字难以解读，那些背的单词全是死的，除了在选择答案上画圈外什么都不会。
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们还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美国的各大学反复强调，SAT、托福等等，不过是大学录取的参考成绩。这些声明是认真的，不是说着玩儿的。不错，因为中国留美热中造假横行，中国学生集体失去信誉，逼得美方什么都不敢信，最后只能过分依靠SAT、托福等不太容易造假的标准化考试。即使如此，由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录取办公室对这种考试成绩也只看个大概其，不会过度计较。中国的考生和家长，则用高考中上一本、二本分数线的精神，锱铢必较，为了一两分的边际，不惜投入无限的精力。
具体而言，如果申请哈佛耶鲁这样的顶尖大学，即使SAT和托福满分，也多无胜算。成绩低的反而可能被录取。我碰到的许多家长，在这方面倒是很理性。他们总是告诉我：不指望常青藤，但希望上个前五十名以上的。这好象就是上不了一本上二本的战略。殊不知，美国的大学不是国家倾斜性投资的结果。大家的竞争环境比较平等。水平相当的大学一大堆。“前五十名”这条线本身就荒诞不经。举个具体例子。Purdue University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研究型大学排名中居第65位，似乎不进瞄准“前50”的中国家长的法眼。但是，该大学和麻省理工、加州理工一起，成为美国三大工学院。有些领域，甚至超过后两所大学。只是本科偏弱。但该校一流的工学教授，也必须给本科生上够了课。这样的学校，一定就比排名32的纽约大学差吗？这相差三十几位的排名，几乎没有任何意义。许多美国的雇主，恐怕还会认为Purdue University是更有竞争力的大学。
可见，即使SAT和托福成绩非常重要，美国高等教育的这种模糊结构，也淡化了这些成绩的重要性。在超一流的大学之下，有几十甚至近百所半斤八两的学校可供选择。因为分数差一点没有进纽约大学而进了Purdue University，也许是因祸得福。这和在中国上不了一本上二本完全是两码事，何必那么在乎？申请美国的大学，当成绩上了一个大概其的台阶后，要考虑的不是怎样竞争第34位的大学、避免沦入第46位的大学，而是究竟哪所大学更适合自己的发展、价格性能比更划算。因此，我对那位16岁托福就考了九十几分的学生家长说：从目前的成绩上看，他两年后托福过100分，SAT过2000，都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样的成绩，申请超一流以下的几十所大学，大多都够了。用得着夜以继日地重复作题吗？他最大的问题，是居然连一段普通的英文读不懂！
解决这样的问题，恰恰是“薛涌留美预科”的使命。在我看来，对于那些勤奋、聪明的学生，留美的考试环节都不应该有大问题。这些人大部分可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进了好大学后怎么适应。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中最普遍的一个误区是：大家都以“一本二本的心态”惦记着“前50位”的大学，很少想想第86位的大学是否可能比第45位的更好。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忘记了，所谓“前50位”大学，进去后一周的阅读量往往200页以上。究竟有几个人能对付？这200页阅读，也不是读完了在选择答案上画圈，而是应付课堂讨论。教授可能会问：“你觉得作者的哪个观点最有洞见？”“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他的主要漏洞是什么？”“他对其所引述的观点的批判是否公道？”……
我作为一位老留学生，当年最大的成功经验，就是准备留学时没有过分追求考试成绩，着眼点全在是否能够完成阅读量上，并有着每日闭门八小时猛攻阅读的经验。这不仅提高了实际的语言能力，也吸收了大量海外的社会文化信息，增进了知识；后来在耶鲁完成硕士、博士课程，靠的不是考试技巧，而是这些阅读的基础。在我看来，在这个资讯日益丰富、日益全球化的时代，留学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语言和文化上的跨越，其间所遇到的挑战非常令人生畏。而应试技巧等等，则属于雕虫小技，在任何文化中都大同小异，不值得花费太多精力。准备留学，应该回归实质性的准备，即发展良好的阅读和分析批判能力。
全球化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享受西方的教育。要真正从这种教育中得益，绝不是将之中国化，而是吸收其精义、用以改造中国的“应试教育”。如果中国的家长和学生能够意识到，留美不是在托福和SAT上锱铢必较的竞争，就会把高中的大好时光用于更为建设性的求知。当他们的态度转化后，那些“国际班”也就必须适应他们的要求而变革。当然，大大小小的民间教育机构，也将扮演关键性的作用。“薛涌留美预科”的长远目标，就是建立一套摆脱应试教育、以发展批判性思维为目标的课程体系。但愿我们的努力最终会为“应试教育”敲响丧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