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是“世界一流”的吗?

美国的大学是“世界一流”。这已经成了共识,或者说常识。根据伦敦的Times Higher Education的全球大学排名,美国大学占据了顶尖的25所大学中的18所。根据上海交通大学的全球名校排名,美国占据了顶尖25所中的19所。中国当今的留学潮,也是以美国为首选目的地。

然而,美国有4000多所大学,质量参差不齐。另外,大学排名,往往是按照学校的设施、资源、教授、研究成果等等数据衡量的结果。如果拿学生质量进行比较,又会是怎样一番图景呢?

Kevin Carey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引用的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人能力评估”的测试数据。比如,24个发达和中等发达国家16-29岁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的数字测试平均成绩,奥地利第一,326分,比利时第二,325分,芬兰第三,322分,捷克和日本并列第四,318分…… 各国平均为305分,美国仅296分,倒数第八。文字测试成绩,则是芬兰第一,日本第二,美国的成绩好于数字测试,但依然低于各国的平均线。所以,以大学生的平均质量而言,美国的大学,在世界24个发达和中等发达国家中,明显处于劣等地位。

那么,这是否证明美国的大学多是“菜校”呢?也不尽然。美国的大学生之所以素质这么低,是因为中小学的基础太差,靠大学四年追不回来。但这不能否认美国大学的教学相当有效、属于“世界一流”。这同样可以用“成人能力评估”的测试成绩衡量出来。其中一个最为简洁的办法,就是比较一下各国的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在“成人能力评估”测试中的得分。大学生比起高中生来,当然会得分高不少。但美国和芬兰,大学生比高中生的分数高出48分左右,居世界第一。比利时紧随其后。日本的大学生比高中生仅多出22分。可见,在美国、芬兰的大学里,学到的东西最多,提高幅度最大。但是,因为美国的义务教育水平太低,学生进大学时已经输在“起跑线”上,靠大学几年很难追回来,大学毕业时学生的绝对成绩,还是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日本的大学,可谓表现平平,学生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大。但因为上大学前基础打得好、起点高,靠吃老本儿也依然能保持相当领先的素质。

不过,我们必须指出,即便是美国大学能够让学生有最大幅度的提高,但这并非衡量其效率的唯一尺度。芬兰的大学对本国学生是免费的,美国的私立大学则一年费用动辄五六万美元。本州的州立大学,也要两三万。当然,世上没有免费午餐。免费的大学教育最终要纳税人埋单。这是欧洲相当普遍的现象。不过,维持大学运营的成本,如果以生均费用计,欧洲国家比美国要低得多。在芬兰,大学录取根据高中的平均成绩、高中毕业考试、大学入学考试(高考)等等,过程非常透明,没有各种加分,没有对少数民族或弱势的降分照顾(芬兰因为社会极为平等,弱势也弱不到哪里去,不需要美国式的那种照顾)。一个孩子只要功课好,在教育上几乎什么都不用愁。美国的大学生们,在大学里获得的进步不过是和芬兰学生并驾齐驱,但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美国的大学生起点比芬兰的同龄人低得多。起点越低,提高的空间越大、进步越快。一是美国大学生所获得的提高,成本特别大。

我不妨举些具体的例子。美国的大学生中,许多人不要说阅读,就是连too和to、than和then的区别都不知道。这还怎么读书?程度低,学校无微不至地给补课,还有一帮咨询顾问、心理专家提供服务。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有些学生有阅读困难症,即脑子有些缺陷,无法处理文字信息,有点类似残疾人了。按照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这些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学校要照顾。于是,这种学生上课,有专门的人陪着帮助记笔记。这么昂贵的教育,当然不可能没有效果了。更不用说,美国各大学争相建设豪华宿舍、豪华健身房等设施,最终的账还是会折入教育成本。总之,美国大学的业绩,建立在巨大的投资之上。这代美国大学毕业生为此背上的学贷总额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美国的下一个债务危机。奥巴马最近试图推动国会通过法案,试图缓解学贷负担,包括减免部分学贷,但遭到了共和党的封杀。

可见,美国大学毕业生在全球化竞争中,比起芬兰、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同龄人来有着致命的弱势。虽然美国大学的教育比较有效,但因为中小学基础没打好,无法四五年内补回来,绝对素质不如人。最要命的是,毕业往往背一屁股债,难以买房、创业,整天为了还债、付房租而奋斗。如果事业需要继续深造,则意味着更多的学贷,一点缓冲的余地也没有,难以为长远考虑。这也是美国社会流动性不如欧洲的原因之一。芬兰的孩子只要聪明勤奋,一路读完大学研究院,不用操心费用,事业起步时无债一身轻。即使父母没钱,大致也能和富家子弟在差不多的起跑线上竞争。美国的大学,则是钱堆出来的。光聪明未必管用。父母没钱,你即使能读完也要面对巨大的债务负担。

总而言之,美国的大学,对于支付得起学费的人来说,还是能够提供有效的教育的。但是,仅靠大学的优异,无法解决义务教育根深蒂固的问题,更无法解决贫富过度分化的社会痼疾。这也就造成了一大怪现象:美国充满了世界一流大学,但整体的国民素质,却在发达国家中处于下流。

【薛涌留美预科】明年留美,现在最该操心什么?

我创办“薛涌留美预科”已经有一年多,亲身感受到中国的留美热,也目睹了种种不靠谱儿的现象。在我看来,留美要准备什么、怎么准备,首先应该听听在美国大学里教书的人怎么看。然而,以我的孤陋寡闻,在我以前似乎还没有一位美国大学的教授为中国学生提供留美的预备性课程。因为长年在美国的大学里执教,我看待留美的角度,和国内应试培训、中介行业中的教师和顾问们自然非常不同。有些早就该说的话,居然从来没有人说过。于是我不得不说。

今年的留美学子,目前都处于整理行装的阶段。我的意见,对他们及其家长来说显然是太晚了。但是,明年留美,要想作出更明智的抉择,许多问题现在就必须考虑。

如果你还没有考完托福和SAT,现在正是应试的关键时刻,要全力以赴。美国大学录取办公室看中国学生,成绩几乎是唯一还可信的东西。

不过,有相当多的同学已经完成了这两个考试。如果你托福考到95-100SAT1900-2100左右,那就大功告成。你从现在开始,就要为大学的平均成绩(GPA)而战。这不仅对于留美,而且对于整个人生而言,都是一个深刻的“战略重点”的转移。可惜,许多学生和家长对这一大转移的意义几乎一点意识都没有。我特别开设的“留美临行准备课程”,就是为完成这样的转移而设计。

为什么这么说?

我在美国大学里读书、教书二十年;在去年的“留美临行强化”课程中,也指导了许多今秋入学的同学,对他们的情况很熟悉。一般来说,托福考过95SAT1900,上排名五十左右的学校把握相当大。比如,一位上了排名20“”的同学,托福只有95SAT2050;另一位同学托福107 SAT1900,上了排名32的学校。其实,许多排名在六七十的学校,还未必要这么高的分数,质量可能更好。排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媒体炒作,并不被美国的高等教育界承认,其意义非常有限。经常是排名七十几的学校要比排名四十几的好。当托福上了95SAT1900时,大概有四五十所相当好的大学(排名50左右)在“射程”之内,选择范围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考试成绩已经“搞定”了。

有些学生和家长,觉得还可以再接再厉,比如SAT2100,争取上常青藤。这实在是买彩票一样的赌博。凭着2100的成绩很难上常青藤。即使SAT满分,也很难进哈佛耶鲁。而下一个等级的学校,则并不需要2100SAT。可见,拿到了2000左右的成绩,再花几个月冲击2100,几乎没有意义。

那么,现在该操心什么?

大学一年级的表现!这将直接影响大学的平均成绩:GPA

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往往不明白:上个排名四十几的学校,和上个排名七十几的学校,其重要性还不如碰到个什么样的室友。今年有位家长告诉我:她的孩子选择了排名52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放弃了排名69的弗吉尼亚理工。前者学费4.7万美元,后者学费2.5万。她问我:在美国,前者的声誉是否比后者强许多?我听了哭笑不得:乔治华盛顿大学确实不错。不过美国还有华盛顿大学(私立)、华盛顿大学(州立)、乔治城大学等等,美国人自己往往都搞不清哪个是哪个。另外,看看顶尖大学的学费:哈佛4.24.4万,普林斯顿4万,斯坦福4.6MIT4.3万。乔治华盛顿大学凭什么要4.7万?与之相对,学费仅2.5万的弗吉尼亚理工,是个名字响当当的工学院,真不知谁会将弗吉尼亚理工摆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之下。一年两万多美元的学费差价,毫无道理。在我看来,去弗吉尼亚理工,以后的事业还可能更顺一些。

由此可以看出,追排名在中国的留美族里已经发展到了多么荒谬的地步!我每次接到家长的咨询电话头皮都发麻:她们往往对排名倒背如流,害得我赶紧上网核对,心里说:如果教育就是排名这么简单的事,我应该向你们咨询才对!

对排名这类犯不上操心的事情操心得没完,甚至到了坐卧不安的地步,但对该操心的、火烧眉毛的事情,则想都不会去想。这是中国留美热中的一大怪。你听说哪个家长或学生讨论过日后怎么争取良好的大学平均成绩(GPA)的战略?你毕业时的GPA3.7 (大致相当于A-2.7(大致相当于B-),对前途有决定性的影响。申请研究院、求职,都要靠这个。你从哈佛拿了2.7GPA,恐怕争不过在排名六十几学校里拿了3.7 GPA的学生。大学里没有表现,排名靠前六十几有什么用?

在这方面,中国学生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是第一年的表现。因为中美教育差别太大,被中国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即使是顶尖,突然进了美国校园也往往不知所措。最不幸者,拿着100以上的托福成绩、2000SAT成绩,读了一年就被劝退。更普遍的现象是,第一年的平均成绩是2.0 2.3CC+。当然,聪明、适应性强、肯努力的,日后可能慢慢追上来。但平均成绩的要害在于“平均”。第一年学业是四年大学的四分之一。如果你四分之一的成绩这么低,后几年要考多高才能把平均成绩拉上去?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永远拉不上去。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输在起跑线”。

适应美国大学一年级的学业,难度比起考托福、SAT来大得多。中国是应试国度,中国学生会考试是世界有名的。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持的15岁学生的能力测试(PISA ,上海学子两次包揽了三门的“世界冠军”。能难倒中国学子的考试,少!但是,进了美国大学,则面临另样的挑战。比如,期末往往不是考试而是读书报告,或者考试加读书报告,占的分数比重很大。我让几位已经被名校录取的学生试着写,结果惨不忍睹,几乎没有一个句子能写对,到了无从改起的地步。这些都是非常聪明好学的学生。不能怪他们。中国的教育,实在没有给他们在这方面作一点准备。如今离明年九月初入学还有一年,还不赶紧动手准备、补上这方面的漏洞,到时候怎么可能不失败?

必须重申:我虽一向抨击“应试教育”,但从来都非常重视考试成绩。这不仅仅是出于实际的考虑,也和我的教育哲学密切相关。我告诫家长:孩子托福考不到85SAT1800,就不应该去留美。为什么?这还不仅仅是因为大学对英语有个基本的要求、必须满足。更重要的是,留美四年,耗资一百多万,家长为了孩子 该努力的努力的,该牺牲的牺牲了。如果孩子得到了家长如此厚重的恩赐,居然英语也不好好学、考不出这种起码的成绩,那就说明他不会付出什么努力,在他身上的教育投资等于打水漂。这好比一个人要购买百万美元的住房,却拿不出20%的首付。次贷泡沫最大因素,就是银行给这种零首付的人贷款,最终 血本无归。所以,成绩不说明一切,却是个重要的准入标准。你的孩子守着这么好的条件英语 还考不过线,就别指望他去了美国突然有什么改变,就象不要指望零首付的人突然变成百万富翁一样。

问题不是成绩是否重要,而是什么成绩才是最重要的?我的一个学生,SAT1910,托福正好100。我对家长说,恭喜!孺子可教!送他留学会很值。然后劝他们放弃冲击SAT2100分大关的计划:反正靠2100也很难竞争更好的学校。现在把精力都消耗在这上面,没有好好准备大一课程,最终SAT即使真上了2100,但大一拿了一串C,究竟是得是失?

别做常青藤这种不着边的梦,上个50名上下的大学,保证大一有B+以上的表现。这才是你应该在乎的分数!

我们的“留美临行强化”课程,就是立足于这种“大一GPA”战略。试图在社会科学知识、文化背景、批判性思维、写作等方面,弥合中美教育的鸿沟,帮助学生尽快地适应美国大学的学业。这一课程从20141月开始试行,第一期已经结束。帮助了若干已经被录取的学生,也积累了宝贵的教学经验。如今第二期即将开始,并汲取了第一期的经验教训,课程的开始日期大大提前。

具体而言,这种一对一的课程,完全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和学习计划设定,非常灵活。但大致而言,有两个主要的课程体系。

首先是一年课程,从2014820158月。这一课程针对的,是已经考完托福和SAT的同学。我基本的建议是,即使托福只有85SAT1800,事到如今也不值得再冲击更高的分数。即使拿着托福85SAT1800这种不够满意的成绩,申请排名50100 的学校还是有不少选择,把握性也比较大。有些八九十名的学校,质量相当好。如果准备充分,第一年GPA出众,就为成功的本科学业打下了基础,将来有望上个更好的研究院。实在想上更好的本科,转学也有了本钱。

另外,此时参加我的课程,同学们尚未完成申请。在申请过程中一些战略选择,老师会提供参考意见。去年的教训是:课程开始得晚,来报读的学生都已经被录取了。大部分是提前录取。此时已经生米煮成熟饭。有些该报读的学校没有申请,老师也只能放马后炮。早开始,老师可以多了解学生,帮助学生设计留美战略,并同时为之进行相应的准备。

另一个则是八个月的课程,即从一月初到八月底。一月初学生已经把申请信全部寄出,等着录取消息。考试、录取的完结,给同学们带来一种大松心的感觉。以我的观察,这是中国学生浪费的最为关键的时刻。很多学生久被应试教育压抑,突然一点学业压力没有,马上走向另一个极端,疯玩儿不止,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对美国的大学课堂还毫无准备,如果写一篇读书报告,怕是一句也写不对。八个月,其实就是留美的一个学年的课程时间。这么挥霍掉,等于放弃了人生的登陆点。从第一期课程的情况看,许多学生见识了大量的原版阅读,尝试了写读书报告的滋味,迅速对自己进行重新评估。有几位学生根据在我们课程中的经验,在老师的帮助下修改了专业的选择,入学时目标更为明确。

除了这两个课程外,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具体的学习计划随时插班。从第一期的经验看,随时插班的学生仍然是主流。但是,从教学的角度说,我们更鼓励的是上述两个比较系统的课程。

《跟着薛涌去留学》:怎样留美

这本书,说了许多留学的坏话。不要搞错:我一向主张有志的年轻人或不那么年轻的人都尽可能去留学。我自己就是留学的受益者。但是,我们都知道“丑话说在前面”的道理。我相信,读完这本书,有些人(特别是家长)会变得更加审慎,会修正自己或孩子的留学计划,甚至推后行程、多做些准备。也有些人,会变得暴怒。这两种人,都应该读这本书。前者会使自己或孩子日后的学业和事业受益。后者的生气,则是从内心的挫折感中而来。他们的这种挫折感不会马上消失,甚至会伴随其终身。也就是说,他们会不停地生气。现在趁着年轻,也该好好适应一下这样的情绪。

为什么一个受留学之益的人,要说留学的坏话?因为作为“过来人”看得很清楚:留学并不属于所有人。现在则是一窝蜂的留学。在未经筛选的留学生中,恐怕只有少部分人适合留学。

留学的远祖,大概可以追溯到玄奘取经了。那是必须拿自己的生命冒险的伟业。到了现代社会,交通便利,留学不再如同“上西天”一般地可怕。但是,留学仍然意味着要跨越巨大的语言、文化的鸿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接受在本土难以获得的教育。这对于一个人的品格、毅力、智能、知识,都是一个全面的挑战。如今,许多学子在本国用自己的母语都读不好书,外语上也没有充足的准备,拍拍脑袋跟风去留学,这当然是白白烧钱了。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支付留学费用。但是,有钱的结果,也使留学变得越来越象是消费。似乎教育就是珠宝店中的一根项链,花钱就能搞定。而且钱越多,买到的货色就越好。

可惜,哪怕是在最讲究市场机制的社会中,教育在本质上也不是消费。或者说,作为消费的教育不是好的教育。在八十年的出国热之初,中国人兜里没钱,但出去留学的大多很成功。为什么?因为当大家没钱的时候,就必须依赖学业上的筛选。那些秀异之士,国外的大学给予全额奖学金,否则连签证都签不出去。拼爹也没用。许多农民的孩子,就是靠自己的学业留学的。如今,美国的许多大学陷入财政困境,指望着中国家长慷慨的学费维持,不断降低录取标准。从表面上看,中国人似乎扬眉吐气了:过去是我们可怜巴巴地等着别人挑选,现在可牛了,是我们挑选别人!是我们来决定把钱花在哪个学校。

事实上,那些甘心情愿地接受中国家长的腰包的选择的学校,多是质量相当差的学校。这些学校走到这步田地,恰恰说明它们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缺乏基本的竞争力,本应被淘汰掉。中国家长的腰包,使这些学校得以苟延残喘。但其代价是不断地降低录取标准,接受素质越来越差的学生,教育水平每况愈下。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烧了几年钱,拿了一张形同废纸一样的毕业证书回来,立即从海龟变成海带。其实,大家凭常识想想就应该明白:把教育当消费,如同购买文凭。当文凭可以购买时,文凭还是文凭吗?还管用吗?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家对国外的教育情况不了解,有若干人从西太平洋大学等等购买了文凭,回国招摇撞骗。如此把戏早被揭穿。现在家长们花钱就能帮孩子搞定的录取通知书,虽然也大多来自合法的大学,但这种大学是什么质量?教育出来的是什么学生?这点公开的秘密还能指望国内的用人单位一点也不知道吗?

最糟糕的是,消费式的留学,会成为鼓励坏品格发展的机制。

时下中国流行批判应试教育,批判高考。称升学压力让孩子发展畸形,越学越傻,“减压”之声响成一片。我无意为现行制度辩护。恰恰相反,多年来我一直著书立说,抨击中国的教育制度,甚至为此还背上了“只批判不建设”的恶名。最近创办“薛涌留美预科”,就是立足于“建设”,希望在应试教育之外为下一代提供一条另类道路。但是,我也必须提醒大家,批判应试教育,不要成为逃避个人责任的庇护所。我发现:有些孩子不是不喜欢中国的教育,而是不喜欢教育。“制度害死人”是他们不读书的借口。去美国多酷呀!谁不想去美国?怎么去?这些孩子从家长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中找到了答案:要想去美国,就必须证明自己是中国式教育的受害者,根本学不好。于是,他们该努力时也不努力,一定要让家长绝望。最后,家长一着急就让孩子出国了。留学于是就成为对懒惰的奖励。

其实,对于不想读书的孩子,留在国内家长还有管教的可能;出了国则如断线的风筝,更是难办。因为外面的情况很自由。对肯努力的孩子当然提供了无限的施展天地,对于混日子的孩子也提供了混日子的天堂。最近我给一位家长写信,谈起漂在外面的断了线的风筝会是一种什么情况:

“我们在大学教书,每天都碰到这样的情况:好学生一天到晚往我们办公室跑,讨论问题动辄一小时,写了论文反复改,毕业时我们又费心费力给写推荐信,时间全花在这几个人身上。糟糕的学生,上课都不来,今天外婆死了,明天奶奶死了,后天爷爷死了。上了不到半学期,家里的老人都不够死的。就是为了不来上课,最后老师连人都不认识。这么混四年,学了什么?他们跟那些好学生缴一样的学费呀!把不肯用功的孩子送出去读大学,他不肯上课你都不知道。美国大学保护学生隐私。家长支付学费,孩子是否上课?表现如何?不能问,家长问了我们也不能告诉他们。孩子是成人,有隐私,受法律保护。所以,家长一年几万刀,孩子天天和教授说奶奶死了,外婆死了,爷爷死了。还好,还没有说自己的爹妈死了的。唉,这种事情,当老师的恨都恨不过来

这不是我在瞎编。美国学生,读小学时不完成作业,就说作业被狗吃了。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到了大学,则往往拿爷爷奶奶开刀。一位教授为此还写了篇调侃的论文,声称年轻人上大学会导致巨大的家庭悲剧,使爷爷奶奶们危在旦夕。他还有鼻子有眼地拿出了统计数据,特别指出那些分数低的学生,爷爷奶奶的死亡率高出同龄人口的正常死亡率好几倍,也远远高出全优生的爷爷奶奶的死亡率。有时我万般无奈,学期开始时就讲这篇论文的数据,并问学生:“谁家老人快顶不住了?现在告诉我,让我有所准备。”学生算是知道我这位“老外”很懂他们那一套,上完一学期经常没有祖辈死亡的事情发生。有时我忍不住开玩笑,要自荐为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

我和家长讲这些,目的告诉大家:别以为只有中国的教育制度很糟糕、一到美国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美国的教育制度也是问题一大堆。天下没有完美的制度。现在的孩子确实受教育制度之害,但塑造我们这一代的教育制度还不如现在。难道要等教育制度都改好了才开始成长吗?归根结蒂,人的根本素质,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批判一个制度的人,应该具有更强的能力应付这种制度造成的种种问题,而不是面对这样的制度完全无助、放弃努力。

许多中国家长认为,孩子的某些问题,换换环境、随着成长就自然消失了。这是一种侥幸心理。凭侥幸心理办事,最后很少有好的结果。不错,孩子的许多问题确实会随着年龄消失。这叫。但这种成长,是在不断面临真实的生活、不断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的过程中完成的。太多的家长,给孩子创造了一个假环境,让他不必面临自己的责任,乃至越懒惰得到的奖励越慷慨。这还怎么成长?书读不好,就上不了大学。不想读书,就去做工。这是真实的生活,是生活中真实的责任。美国有个著名的,社区大学出身。他高中毕业后不想读书,当了工人。一次去了这个社区大学(Dean College,附属于我们学校)看同学,跟人家一聊,突然想读书。他属于长大后突然懂事的那种。但那是怎么懂的事?是在真实的生活中懂的。怎么让不肯读书的孩子知道用功、珍惜家长们为他们的付出?是送他们去富士康做工,而不是留学。

以上,就是我关于留学的坏话。细节当然复杂得多,全在书中各个章节中,读者可以自己去读。不过,有些读者、朋友、甚至本书的编辑,都在不停地问:既然你主张大家留学,自己也是留学的受益者,难道不能也讲点留学的好话吗?难道不能提供些正面的帮助吗?

其实,留学的好处明摆在那里,否则就不会有当今的留学热。好话实在用不着我说。我想要有些建设性的贡献,还是帮助大家理解是什么样的人、经过怎样的准备,才能从留学经验中获得这些好处。我刚刚筹建的“薛涌留美预科”,也正是以此为目标的事业。

我在美国读书教学近二十年,后来也写了一系列介绍美国高等教育的书。最近留学热升温,中介生意火爆,许多朋友敦促我利用自己的知识涉入此业。最终,我经过反复考虑后拒绝了这样的诱惑,而开起了“薛涌留美预科”。为什么要这么选择?首先,中介业越繁荣,留学就越容易方便,留学的门槛就越低。想想看,当年玄奘取经是多么艰辛。别的不说,肯吃那个苦、冒那个险、付出那样的牺牲的人,本来就是凤毛麟角。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把俗众都挡在外面。我们当然不必把留学抬高到玄奘取经的高度,但留学仍然需要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如今资讯如此发达,大部分留学的信息都在网上。一个自己连国外大学的基本情况都摸不出个线索、申请也不会作的人,适合留学吗?

另一方面,中介业使留学变得“容易”,大家却忽视了留学最重要的条件,即语言和学术上的准备。语言是留学的基本媒介。语言不过关,出去干什么?中国的家长和学生还特别看重牌子,一门心思要上名校,不惜托中介伪造各种证书、文件。但是,到一个哪怕是二流的名校读本科,一周的阅读量至少是页。有几个学子在出去前测验过自己的阅读量?完不成课程的阅读,表现自然差。这不仅将体现在成绩单上,毕业时还很难找到教授写推荐信。而毕业后无论是求职还是继续升学,往往都需要三封推荐信。在美国,你恐怕很难找到中介公司给你伪造了。怎么办?在美国找工作,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哪家会让你出示毕业文凭、学位证书等等。那些都不过是个摆设。但是,几乎任何像样的机构,录用人才都会认真阅读推荐信。没有这三封信,本科的钱白烧了。而我在和中国家长、学生们的接触中发现,大多数人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许多家长和学生办留学之盲目,仿佛是自己被人卖了,还欢天喜地地帮助人家点钱。

“薛涌留美预科”,不过是希望帮助下一代走有效的留学之路。所谓有效,是根据我们这一代人比较成功的经验。我个人和周围的许多朋友,都是留学的过来人。路子走得比较顺。我们当年没有谁用过中介,都是自己闯出来的。但我们都拿了全奖,读了名校,日后走上了比较满意的事业之途。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那种出去靠全奖读研究生的模式,如今已非主流,并不值得全盘模仿。但是,上一代人的成功经验,多少值得年轻一代参考。下面就以我们的经验,讲一讲留学的基本准备。

留学的成败,说到底还要看个人素质和知识及语言的准备。在知识准备上,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大部分留学生所学的专业都超出了我个人的领域。最具有普遍意义的,还是语言准备。而语言准备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阅读。为什么?如上所述,你一旦进入一个稍微像样点的美国大学,一周的阅读量至少要页!这对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一个观念是:中国人学英语最大的毛病是学“哑巴英语”。已故英语教学泰斗张道真先生就这么认为,并称“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开头必须要抓听说,如果不抓听说就全盘皆输。为什么中国人学习英语前前后后多少亿人,但是真正学好的只是少数,原因就在于都没有抓听说。你学一个语言,不会听,不会说,语言记不住,很快就忘了

从我留学的个人经验看,这是中国人对英语学习最大的误解之一。为什么?因为我们学英语是为了去接受最先进的高等教育,不是给外国人当导游。在留学生涯中,除非你学理工科、或音乐、艺术等专业,你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阅读,而非跟人说话。张道真所谓“听说领先”的根据,是没有听说就没有交流。可惜,交流并不限于口头。书写文字的发明,是人类交流的最重要的革命,至今还界定着我们的文明。当今最高层级的学术和文化交流,还是在书面上。留学就是去读书。读书首先要“读”,要认字。美国的大街上有的是英语听说很流利的无家可归者。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读大学。我则学的是“哑巴英语”,到美国下飞机出了海关第一句话,就是对长途汽车站的卖票小姐说:“我要去纽黑文。”对方根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但是,我还是马上读了耶鲁的研究院,多少算是学有所成。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年上课几乎什么都听不懂。但是,靠着阅读方面比较充分的准备,大致能应付指定书目,写出比较好的学期论文,受到教授的注意。第二年听说渐渐开窍,上课时开始发言。而即使发言,也是语法错误百出,语音离谱儿。此时还是靠着充分的阅读,能做到言之有物,乃至班上的师生都能耐心听我说完。我也亲眼见过英语流利得出奇的美国同学,上课夸夸其谈,半截就被教授打断,后来居然被踢出课程。

这并不是说听说不重要。而是要在突破语言障碍时分清主次。现在年轻一代受益于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接触的海外语言图像媒体比较多,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听说已经比我们那一代好得多。如果我的“哑巴英语”出去尚能适应世界一流大学的文科博士课程,他们的听说不应该成为留学的主要障碍。问题是,他们是否具有我当年那尚还很不过关的阅读基础?遗憾的是,网络时代容易让年轻人忽视阅读,在学外语上也不例外。从我接触的学子来看,他们绝大部分在阅读上赶不上我出国时候的水平。

另外一点,也同样重要。听说训练非常依赖环境。你在语音室里练的半天,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经常和人们用英语口头交流,所学的技艺马上荒疏,大量精力被浪费。所以,听说的提高,最好留在出国以后。阅读则不同。阅读只是你和书的关系。不管是坐在哈佛的图书馆读,还是蜗居在北上广的斗室里读,效果并没有区别。如果不断地用英语学习知识、吸收信息,那就会随学随用,事半功倍。另外,阅读的基础好,词汇丰富,语法扎实,则日后在英语环境中听说的提高也会快得多。

总之,听说训练是个高度“环境依赖型”的学习过程。在美国的语言环境中训练要有效得多,在国内练听说经常造成很大浪费。读写则不太依赖这样的语言环境。如果有良师指导,在中国学习读写,比在美国学并无劣势。

在明确了主攻阅读的重点后,我们就要在阅读中训练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缺乏,一直被视为是中国学生的最大弱点。矫正这样的弱点,最好的起点莫过于分析性地阅读。要知道,有“美国高考”之称的,分阅读、写作、数学三部分。其阅读,正式的名字原来叫词汇(Verbal),现在改为“批判性阅读”(Critical Reading)。可见主考部门意识到,大学水平的阅读,主要不是词汇问题,而是“批判性”的问题。学生可以通过突击背单词、培训应试技巧来在短期内提高成绩。但是,如果在阅读过程中丧失了“批判性思维”的训练,那无疑是舍本逐末,进入大学后同样难以适应。

我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书,对此深有体会。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许多学生只是阅读,而不是批判性地阅读。他们习惯于把教材当作权威,要把里面的事实都记住,以为这样考试就能通过了。可是,在我课上的阅读测验中,他们往往犯很简单的错误。比如,经常把作者引述的观点(甚至作者批判的观点)当成作者的观点。他们习惯于传统教科书中的“单声道”,好象书里陈述的一切都是来自一个声音。殊不知,大学的阅读,多是“多声道”:讲一个问题,作者经常引述多种意见,比较其得失,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教授在讲课时,也往往旨在帮助学生比较多种意见,分析其中的得失,然后形成自己的意见。这包括对作者的论断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而非全盘接受。

这些看似简单,却是中国学生最经常面临着的陷阱。中国的学生总抱着“等着老师讲”的心态来上课,而且总觉得书上讲的东西就是需要记住或者掌握的。想想也不奇怪:在中国上课,总是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而且老师在提问之前已经知道“正确答案”,会根据学生是否“答对”来打分。考试也不过是这种回答问题的书面形式而已。教科书里写的东西,都是属于“正确答案”之列,最好是倒背如流。学生们最关心的,自然是老师究竟要我们记住什么。与此相对,在美国大学的讨论班里,往往是学生提问。老师很难预料学生会提出什么问题,更未必知道问题的答案,经常只是提供一些回答问题的参考性线索,并鼓励其他同学提出意见。记得刚到耶鲁时上一个社会学的讨论班,一位长得象个高中生似的小女孩儿,上来就大批指定阅读数目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如何“简单化”,引起许多人的共鸣。看到被自己敬若神明的名著被如此不恭敬,我心里暗暗叫苦:“你们这些毛孩子知道韦伯是谁呀?”再看教授,丝毫没有为韦伯辩护之意,反而肯定了学生们的许多观点,最后问大家:“韦伯简单化是否有意义?”于是把讨论引向一个更深的层次。在这样的过程中,老师往往根据学生提问的深度来对之进行评价。老师关心的,不是学生记住了什么,而是学生有什么想法、怎样发展这些想法、这些想法是否能经受得住逻辑和事实的考验、是否和自己的思想预设有冲突

我在《北大批判》中,曾呼吁中国的大学多开这样的讨论班,少上满堂灌的大课。当时国内有些研究生写信对我诉苦:我们学校也开了讨论班,可惜还不如大课。老师和学生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经常是一个人漫无边际地乱讲,大家摸不着头脑可见,所谓批判性思维,不是说有就有。必须经过潜移默化的训练。之所以称其语文部分为“批判性阅读”,就是因为阅读是训练批判性思维的良好渠道。

所以,我们的阅读学习过程,是把语言训练和思想训练合为一体。这首先要以学生的能动性为核心。与等着老师讲课不同的是,学生面对阅读材料,要自己查生词、厘清语法结构、理解基本的文字意思。当学生遇到自己无法克服的障碍、或有某些疑惑时,教学过程才正式开始。

这一过程,具体可分为三个步骤:发现问题,界定问题,表述问题。

发现问题: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其最为重要的基础就是学生必须自己发现问题。老师不会从头到尾地讲课文,只是有针对性地解答学生的疑难,并从这些疑难中发现学生学习中的盲点,以深入引导学生关注种种被自己所忽视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把自己不懂的地方找出来似乎是个很容易的事情。但在事实上,许多学生首先在这里被绊住。

为什么在自己不懂的地方不提问?我在教学中碰到两个比较常见的现象。一个主要是态度和习惯问题:阅读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不上心、不觉得发现问题是自己的责任、习惯于等着老师讲。这就是许多学生对不懂的问题视而不见。我在大学上课时有时会走到一位表情木然的学生面前问:“你对书上这段讨论有问题吗?”对方摇摇头。“那么你理解了吗?”对方又摇摇头。“既然不理解,怎么又会没有问题呢?”对方的头再也摇不动了。对于许多如此疏忽的学生,我们只能向他们提问,在他们无法回答时质问他们为什么在不懂的时候还不提问,以改变其思想懒惰的习惯。另一个现象是,许多学生习惯于似懂非懂,没有勇气打破沙锅问到底。有时明明是语言没有理解,但这些学生总怀疑自己意思没有理解,怕显得傻儿不敢提问。这种在求知过程中被吓倒的情况,往往导致学生在糊里糊涂中不懂装懂,最终永远也学不会。

在学习过程中提不提问题,直接关乎学习的效率。我们总说有某某聪明,某某笨。其实,同样的学生,同样的智商,带着问题学的学生最聪明。如果你一直思索一些问题,并拼命从阅读中寻求答案,或者阅读过程不断激发你的问题,你读书就如饥似渴,一旦找到答案,就终身不忘。你不带着问题学,阅读如同过眼云烟,激发不了你的热情,久而久之,就会慢慢被别人远远抛在后面。有些学生总是奇怪:别人怎么记忆力超强?我怎么什么都记不住?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别人带着问题学,在遇到一个单词或句法结构时,已经有了强烈的心理期待,会撞击出火花。不带着问题学的,碰到的问题都不觉得自己碰到了,不懂的地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原来不懂。这怎么可能记得住任何东西?

青春期是自我形成的关键期。这种自我形成,就是在不断地追寻内心问题的过程中完成的。没有“问题性”的人,就是个缺乏自我的人,是个心灵残缺的人,还谈何“批判性思维”?所以,训练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是阅读的首务。

界定问题:发现问题,仅仅是提问训练的第一步。发现问题还远远不够,接下来必须界定自己所发现的问题。许多同学经常在来信中列出一句话问:“老师,这句是什么意思?请解释。”还有些同学,干脆说“这一段全不懂,请解释。”这是最懒、也最不负责任的提问方式。我布置的阅读全是英文媒体的原版,有些确实很难。但是,学生不太可能一句什么都不懂。那么究竟是语法不懂还是词汇不认识?我从来都要求学生遇到生词自己查。但查了后还不懂吗?或者说,是语言似乎都懂了,但意思还是不懂?再比如,一段中出现两组概念,是否其中的一组明白,另一组还很困惑?总之,学生要学会对自己的问题进行一番自我分析。通过对自己问题的界定和分析,学生对这个问题智力和情感投入多了,一旦获得解答,更有豁然开朗的感受,印象更深刻,不会轻易忘记。

表述问题:当把自己发现的问题界定清楚时,提问的过程基本完成。这里就开始了表述这一步。这涉及到学生的沟通能力。学生必须知道怎么让老师了解自己的难点究竟在哪里,必须想办法用最为有力清晰的语言,把自己界定出来的问题形成书面语传达给老师。有些学生在这里还可以锦上添花,不仅清晰的表述了自己的问题,而且也能把自己的问题的意义也阐发一番。要知道,许多水平相当高的学术论文,最终的目的就是提出一个问题。作者通篇在论述自己为什么有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值得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把我们的理解力引向什么层面。更不用说,这种表述问题的训练,就是写作中的思维训练。

写作是最难的。一般而言,学生跟我学了两三个月后,才能慢慢进入写作。写作的训练,需要从阅读训练中引入。

曾有位家长找到我。她听录取她女儿的美国寄宿学校的校长说:中国学生写作都不太好,来之前最好找个美国人补补写作。所以就让我教写作。但她不理解,我为什幺要首先集中精力功阅读。

其实,这是在美国学校里经常听到的抱怨。这个问题太普遍了。但关键要看问题在哪里。那些美国的校长、老师往往不了解中国教育的情况,只看到表象,没有看到原因。

我归纳一下,写作有三个部分.第一是内容。中国学生,大部分都卡在这里。平时上课就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写作。我们的教学,虽然是阅读,其实最终目的是写作。你脑子里必须有内容,有想说的话,才有的可写。要做到有话可说,就必须从发现问题、界定问题、表述问题开始。中国的课堂,不是从学生提问开始。而是换过来,老师问学生问题,学生站起来回答。大家紧张得很:答对了吗?生怕被老师抓住。老师就是这么一个抓坏蛋的警察角色。美国许多课,往往是从学生提问开始。让老师来解答。整个反过来。老师要通过学生提问的质量判断其水平。你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怎么能解决问题?有什么好写的?老师的回答,也往往是参考性意见。好的学生会进一步追问,甚至和老师辩论。走到这一步,写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美国大学教授有时会这么说:我们关心的不是你不懂什么,而是你懂什么,你的新见在哪里。想想不是也很自然吗?考试就是要抓住你不懂什么。但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懂许多东西。但不妨碍这些有许多事情不懂的人成为乔布斯、盖茨、诺奖得主。你的成就,最终要以你懂什么来界定。所以,写作归根结底还是个教育观念的问题,在我们的阅读过程中会自然体现出来。

第二个部分是叙述。任何写作,都有个叙述策略。不同文体,表达思想的格式有所不同,寻找的证据也不同。比如论文(Thesis)和散文(Essay)就非常不一样。各种语言,在这方面大体守着一个规律。比如你怎么提出你的论点,怎么发展和支持(用各种证据)你的论点,怎么说服别人。这是我在两三个月后潜移默化地要开始教的。当然,这也好看学生的素质。有的学生快一些,有的学生则要多读多,多和老师互动才行。

第三部分,则是具体的句子表达和语法。这方面,我可以教一些,但最终要交给母语的人讲。好在是这方面最技术性,相对好办些。你在这方面犯些错误,美国人不会太在乎。我每天说话都充满语病。但美国人判断你的思想是否有价值,不会根据你的语法、口音。他们要看你有什么思想,怎么叙述。所以,写作主要是前两部分的事情。第三部分,只能在长时间内慢慢精化。

总之,写作仅仅是思想的载体。没有思想,谈不上写作。哪个作家是写作班训练的?道理就在这里。教育过程很复杂,写作需要两三个月后潜移默化地进入。就象思想训练一样。我不能宣布今天开始思想训练,然后拿出具体的课程。思想不能通过思想技巧之类的课程训练出来。思想是在学习中潜移默化的形成的。写作也是如此。许多学生已经开始用英文和我通信,每次都在写。日后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写作过程。

留美的第一步要在国内走。这一步的主要内容,就是语言训练,以及语言训练所承载的批判性思维。而我说的语言训练,重点在阅读和写作。先抓听说乃舍本逐末。你听说不行,甚至连上街买东西、旅行都有困难,这其实并不可怕。在外面时间久了就能适应。我当年就那样。你不会因此不及格。但是,你完成不了阅读,才是个大危机。这也是许多中国学生留美时碰到的最大危机。“薛涌留美预科”就是希望帮助学子们避免这样的危机,或者真正面临这样的危机时有足够的准备和训练来应付。

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这本书的名字则叫“跟着薛涌去留学”。这里的意思是:我指出的道路并非唯一的道路。但我毕竟见过许多许多走迷路的人,知道有些看似诱人的路其实充满了陷阱,不该走也不能走。我指给大家的道路,是自己走过的,受益匪浅的,而且也是许多人都走过并且成功了的。这路也许看起来不那么好走,但毕竟可靠的、通往目的地的。留学本身就是一场冒险。我鼓励学子们有为人之不敢为的勇气,并不反对大家探险去寻找新路。但是我也深信:虽然留学的具体条件随着时代变了许多,但其核心实质并没有变:留学,依然是跨越语言、文化的严峻挑战,成功者往往是那些准备充分的人。

 

《跟着薛涌留学去》:为何要回避商科

我一向主张,至少在本科阶段,留美要力避商科。中国的雇主在招聘海归时,也同样要慎纳商科。

这并非我个人的偏见。事实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2011年曾经在其商业节目Money Watch中有段评论,题目是《不读商科的八大理由》,大致总结了我的分析:第一,商科学生学的东西少;第二,商科学生挣的少;第三,商科学生在求职时缺乏竞争力;第四,根据哈佛商学院的研究,商科学生日后工作辛苦,生活质量较差;第五,商科学生申请MBA时吃亏;第六,实际工作其实并不那么需要商科专业;第七,学经济学的挣钱比商科出身的多不少;第八,许多不靠谱儿的父母帮助孩子选了商科,孩子没兴趣,表现会很差。

反对声是可以预料的:难道沃顿不是一直在培养商界精英吗?不错。不过沃顿毕竟很小,再加上MIT的Sloan等几个顶尖商学院,中国学生就那么几十个人。除了这些极少数外,本科商学院几乎成了劣质大学的代名词。

关于美国商科大学生素质低的问题,我已经用一系列考试成绩、毕业后年薪等等统计资料进行说明。遗憾的是,在一个盲目崇拜商科的国度,不管你怎么说,人们也不愿意相信。为了更为清楚地说明问题,我这次以中国人最容易理解的考试SAT的成绩来展示。中美教育制度不同。不过,美国最接近中国高考的考试,是为了申请大学而考的SAT,即所谓“美国的高考”。事实上,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中,各校学生SAT的中等成绩也被一一列出作为参考。这个成绩的排名,和各校在榜上的名次也基本相符,说明这项考试的成绩有着相当的权威性。

SAT的成绩,也被按学生大学的专业选择分类列出。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学各种本科专业的学生的“高考成绩”。我除去参加考试人数过少的科目,把2010年主要专业的SAT平均总分排列如下:

英语和文学(1691)、社会科学(1691)、物理学或自然科学(1686)、外语和文学及语言学(1679)、数学和统计(1650)、一般性文科、人文及科学(1647)、哲学和宗教(1643)、生物及生物医学(1640)、工程(1634)、未决定专业者(1604)、历史(1577)、自然资源和保护(1566)、传播、新闻及相关专业(1550)、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及支持性服务(1535)、视觉及表现艺术(1517)。以上成绩,都在平均成绩之上。

以下专业,考试的成绩则在平均分以下:法律专业及研究(1516)、建筑及相关服务(1516)、商业管理、市场及相关服务(1500)、心理学(1493)、健康及相关临床服务(1477)、教育(1444)、农业及相关科学(1425)、工程技术及技工(1418)、公共管理及社会服务职业(1390)、其他(1368)、公园、娱乐、休闲、健身(1361)、个人和烹调服务(1360)、保安服务(1345)。

由此可以看出,商科是分数垫底的专业之一。比商科学生考分低的,有两大引人注目的专业,一是心理学,一是教育。其中心理学和商科分数相差无几。但教育则落后相当大。美国公立教育制度破败,没人愿意当老师。不久前曾有个报道,说在中小学当教师的,自己读大学时往往是班上最差的三分之一。排在商科后面的其他专业,多不属于四年制大学的专业范畴,如健康及相关临床服务,提供着许多护理方面的训练,护士、护工都属于这一范畴。工程技术及技工指的基本上就是技术工人,其他还有健身教练、厨师、保安等等。这些职业,多在两年制的社区学院训练。分数低也有情可原。毕竟这些行当靠的主要不是读书。另外一个趋势,就是越抽象、越“没用”的专业,考分越高。英语、文学比传媒、新闻的分数高许多,物理、数学的分数也高过工程和计算机。这里的法律专业及研究,并非法学院里的法学,而是司法助理、犯罪学等等接近法学的科目,是一些就想尽早读法学院、当律师赚钱、不愿意在“没用”的专业浪费时间的人抄近道用的。这些人的入学成绩,在平均线之下,其素质决定了其专业选择。至于商科1500分的成绩,和高达1691分的英语和文学几乎快差了200分。这两个档次的学生,根本不应该坐在一个班里。

对于那些在国内也考不上像样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如果一定要留美的话,也许商学院是个不得不去的地方。因为这些学生即使用母语也基本不具备读大学的素质,更不用说用外语去读大学了。美国许多商学院,就是给那些不具备读大学的素质的人准备的。不过,素质好的中国留学生,读商学院则可能被糟蹋。我自己在大学当老师,有着切身体会。不管教授怎样,最终决定教学质量的,还是学生的程度。班里商学院的学生比重高到一定程度,教学质量就很难保证。那些商学院的学生,整天就知道小组一起工作,用PPT演示一切,根本无法阅读复杂一点的书。有的甚至对我提出要求:“我学习的风格是形象思维,不善于运用文字。是否能够多放点电影?”我只好说:“不善于运用文字的人,实在不适合读大学。”不过,如果班上这种人占了三分之一,当老师的除了降低标准外,还有什么选择呢?

中国学生扎堆美国商学院,给本来已经质量很差的商学教育带来了新问题。特别是在低层次的商学院,中国学生的数量奇大,甚至有超过半数者。班上80%是中国学生的情景司空见惯。课堂上老师用英文讲课,同学彼此一交流,语言就变成了中文。另外,商科的美国学生本来素质就很差,老师的语言也很简单。中国学生多了语言就更简单。学科本身,则不过是白领技工的性质,几个关键词理解清楚,大体上课就能跟得上,阅读也能对付。反而是看严肃的电视新闻、读《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要复杂得多。如果你和商科的学生接触一下就知道,即使是那些美国学生,基本也不看严肃的电视新闻,不读《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中国学生更是自成一统,和美国同学也不太接触,稍微复杂些的媒体就不看。这么四年下来,能学到什么呢?

这些人毕业后,在美国往往站不住,终将会成为海归,希望以“留美商科”吓吓人。其实,中国的用人单位,如果一定要招海归的话,要特别小心商科的学生。这些人没有开发新产品的创新能力,无法大量阅读英文资料、提出归纳分析,不过是懂几个关键词、会弄PPT而已,无法对企业作出有价值的贡献。相反,在像样大学能把美国史读下来,大致你能确定:此人对美国多少是懂一些的,需要大量阅读英文文献时是能胜任的。

总之,美国固然有沃顿和Sloan这样优异的商学本科,但教育的人数非常小。美国优异的商学本科教育,大概不出那么十几所商学院。靠谱儿的商学院,则大致在五十所上下。等而下之,则多被那些不具备上大学素质的学生所主宰。中国人自古有“孟母三迁”的传统。美国的一个本科读下来,费用近百万人民币。难道就是为了和那些心智接受不了传统文理教育的美国学生为伍?或者更糟的,是和那些考不上好大学的中国学生为伍?

《跟着薛涌留学去》: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否定了商学院后,中国学生的留美战略,在专业方面应该如何考虑呢?

在我看来,由于中国教育制度的特点,中国学生数理化比较好。这应该是个很大的优势。现在的学生,应该有些我们那代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心态。去美国留学读本科,读理工还是最稳妥、最有前景的道路。

首先,理工本科生毕业的起薪非常高,可以比文科或商科高将近一倍。根据权威的PayScale网站的统计,美国本科毕业生起薪最高的十大专业,全是理工科。其中七个为工程专业,外加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另外,理工科毕业后工作也比较好找。比如,在最近的经济危机中,有报道说大学毕业生的失业和半失业率实际上逼近50%。但在波士顿地区,有着大量的实验室。学理工的有些实验室的经验,找个工作易如反掌。造成这种格局的一大原因,是美国义务教育在理工科方面相对失败。许多美国学生缺乏基本的数理训练,难以完成理工科大学课程的要求。从2009年的数据看,美国大学授予了165万个本科学位,其中商学占了35.8万,社科和历史占了17.3万,工程学位仅6.8万多,和视觉与表演艺术学位的数量大体相当。可惜,现实生活是激烈的科技竞争,而不是每天演戏。理工科人才奇缺,在美国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问题。

第二,本科专业是理工,日后即使想读商学院,优势也比商科学生大得多。从大学商科申请顶尖的商学院,比从同一所大学的工学院申请,难度恐怕要大出数倍。这里的历史姻缘,往往被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们忽视。要知道,美国大学里的商科热,源于经济中对管理人才的需求。而这种对管理人才的需求,又是源于大企业的崛起和工厂的机械化、自动化。在机械化、自动化之前,工人多是自我管理,领头的是工头,负责生产的组织。机械化、自动化之后,工厂就不是围绕着工人的劳作、而是以机器的逻辑为核心来运行。这就要求管理上的革命。最懂得机器的逻辑的,当然就是工程师。所以,在最底层,代替工头来组织劳动的,就要仰仗工程师。在中上层,企业宏观的运作,也必须借助工程师的专业训练。前GE总裁韦尔奇这样的“世纪经理”非常有代表性。他们在企业中的领导角色,并不仅仅是他们更懂得产品中所蕴含的复杂工程科学知识,也是因为现代工业生产的组织,本质上是一种工程上的组织。直到现在,美国的MBA课程都特别注重招募理工科人才。特别是MIT的Sloan商学院等等,几乎是在工科教育框架中的商学院。

第三,理工科毕业日后读法学院或普通的研究院,也都非常有竞争力。比如,如果你想读经济学博士,本科专业是数学,恐怕比本科专业是经济学要占很大的便宜。再如法学院。最近苹果与三星的专利官司打得如火如荼,涉及到十亿美元的赔偿。小女对法律很有兴趣。她听完新闻后的评论是:她要上法学院,最好先当个工程师,日后处理这样的案子会更有能力。其实,不仅她这位十三岁的初中生是这么看,许多法学院也是这么看。法学院力求追求学生背景的多元化。理工本科出身的学生申请法学院的偏少,真申请反而会有物以稀为贵之效。总之,理工教育属于传统的文理教育范畴,在美国很受尊重,既是个硬本事,日后变通起来也方便。

最后还有一点,即学习理工科的语言障碍比较小,特别是在开始阶段,中国学生适应起来比较容易。特别是中国学生理工科基本功比较好,一些理工科上的平平之辈,到美国后可能表现比较出色。这就给留学生们宝贵的适应机会。不过,学习理工科,决不能因为语言障碍小就在语言上偷懒。这只不过是一个喘息的机会。日后在美国要有前途,还是要有长期规划,把英语学好。

《跟着薛涌留学去》:商科热:教育上的舍本逐末

我一向认为,商科过热是中国高等教育病态之表现。留美中的商科热,则属于病入膏肓。这种观点,在网络上遭到抨击并不意外。因为商科热已经持续了十几年,滋生了许多商科毕业或商科在学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生怕自己的身价受影响。但是,事实和数据非常顽固,一直在证明着我的观点。

先说国内的商科热。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吸引着全国高考精英的新闻已经非常耳熟了。有报道说,1999-2010中国的高考状元最青睐北大清华,而且最热衷于商科。北大的状元们主要集中在光华管理学院。北大经济管理专业状元人数高达有231人,其次是数理化基础类专业,有98人,法学专业有42人,生命科学专业有33人,外语和中文专业各有10人,计算机专业 有9人,电子信息专业有5人。也就是说,这几个专业加起来,状元人数也顶不上一个光华。

清华大学一直有中国的MIT之称,吸引了342状元。但是,即使在这所理工名校,也是经济管理专业的状元人数最多,有65人,其次是电子信息专业,有63人,计算机专业和土木建筑 专业有37人,数理化基础类专业有35人,自动化专业有29人,生命科学专业有25人,材料学专业有8人,法学专业有5人。

我曾抨击这种现象是个“笑话”。有大量网友反唇相讥:难道沃顿商学院不是很优秀吗?美国有沃顿,为什么中国不能有光华?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需简单地比较一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两个排名。我们当然不应该迷信排名。但是,从这两个简单的排名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粗线条的教育图景。

美国前十名的研究性大学依次为: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芝加哥、MIT、斯坦福、杜克、宾夕法尼亚、加州理工。另外,前十名的顶尖本科商学课程依次设在宾夕法尼亚(即沃顿的所在学校)、MI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纽约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卡内基梅仑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德州大学、康奈尔大学。也就是说,排名在前十名的学校中,仅有两所学校提供本科的商学教育。剩下提供本科商学的大学,除了康奈尔外,大多排在二、三十名以外。

另外,2012年沃顿本科的录取率为10%,但哈佛的录取率仅5.9%,斯坦福6.6%,耶鲁6.8%,哥伦比亚7.4%,普林斯顿7.9%,MIT8.9%,达特茅斯9.4%,布朗9.6%。这些都是本科不设商学专业的学校,都比沃顿录取率低。更不用说,哈佛的本科生6657人,普林斯顿5249人,耶鲁5349人,哥伦比亚6027人,芝加哥5388人,MIT4384人,斯坦福6988人。而沃顿的本科仅有2544人。可见,美国绝大多数一流大学,并不提供商学教育的本科课程。美国最精英的高中毕业生,也只有极少数才肯去读商学院。

大学是年轻一代思索人类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并寻求应对之道的地方。大学的本质,还在于思想和知识。商学在大学的知识体系中,仅占有边缘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大部分精英大学把商学归入职业教育的研究院的缘故。中国近十几年来,商业化大潮席卷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大学也纷纷对之投降。这就出现了中国的一流大学竞相建设商学院、并急急忙忙地把商学教育推到本科阶段的现象。殊不知,这一潮流,是教育上的舍本逐末,最终不仅会害了学生,也会伤害整个国家的竞争力。看看这二三十年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是什么?微软、谷歌、苹果、水力压裂钻探技术、生物工程、材料科学、脑研究…… 有了这些,才谈得上经营管理。一个满街叫卖声、却没有人能够制造出有创意的产品来的社会,怎么可能有生机?

记得2012年大选时,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以经营奇才的面目挑战奥巴马,觉得自己在商学院和咨询公司练就的管理技艺,能够拯救美国。然而,即使是保守派的喉舌《华尔街日报》也对此不买账,称这种经理型政治家无法提供国家所需要的领导力和感召力。自由派的对手则攻击说,罗姆尼在商界成功时,在台上确实非常光鲜。但他能拿在手里炫耀的,就是钞票。这和乔布斯在台上拿着一台苹果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人崇拜财富。但最终还是要看你为这个社会作出了什么“东西”。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光是钞票,则难以持久。后来罗姆尼以明显的劣势落选,多少也显示了这套商学院哲学的不中用。事实上,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华尔街淘金泡沫迅速崩解,创业热升温。社会风气有舍末归本之趋势。有志向的年轻人,对发明创造更为热衷。

我们这代人读大学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口号征服人心。这种信念虽然狭隘,但比起当今的商科热来还是实在得多。反省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起飞,中国虽然创造了许多财富,但基本还是个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这三十多年,无论在科技的创造上还是在文化的创造上,实际上都相当贫瘠,远无法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相称。中国留美的理工博士,90%以上一去不归,比例居世界第一。这多少也反映着在中国搞发明创造的回报过低的现实。我们的社会、媒体、家长,已经不热心地鼓励孩子当科学家、发明家,而更多地是鼓励他们长大赚钱、“成功”。这才是商科热的大背景。

《跟着薛涌留学去》:商科如何改造:多学点文科

美国有若干所著名的商学院提供着非常优秀的本科教育,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MIT的Sloan、圣母大学的Mendoza、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的商学院等等。但是,大部分商学院本科教育水平低,也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怎么改造?有些是很难改造的。特别是低端的商学院,学生素质实在太低,课程不过是反映着学生的接受能力。但是,还是有相当的商学院,特别是优秀的商学院,是可以改造的。在这方面,教育界和企业界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商学院的学生要多学些文科,或者说是传统的文理学科。要把商学院整合到大学的宏观教育构架中。

在一项全国性的调查中,美国的雇主们描述了他们所希望雇佣的22岁的大学毕业生是什么样子:写作条理清楚,思维有创造性,擅长分析数据资料。无论是英语专业还是生物专业,都可以成为理想的雇员。另一项调查综合了113家企业的意见:在商界成功最为重要的技能,是语言交流能力,接下来的是发现问题和界定问题的能力,在接下来是能够负责、能够推理、能够独当一面。这些技能,更多的是在传统的文理学科中培养的,是商学院教育特别缺失的。

AT&T的一项调查,则更为具体。调查对不同学科的毕业生的“管理表现”进行评分。结果发现,文科专业的毕业生高达6.1分,商科专业的仅为5.8分。斯坦福大学教授Thomas Harrell二十年的研究则发现:最大的商业才能是沟通能力。而文科背景的人这方面的能力最强。

这也难怪,管理大师Peter Drucker坚信所有的经理都应该接受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训练,并把管理本身视为一门人文学科。《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企业界对商学本科教育最大的抱怨,是过分集中于金融财会上的技术细节,没有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技巧,缺乏文科中那种长文写作、课堂辩论等等的训练。

这些现实的反馈,引导着商学院的改革。卡内基基金会提出了一个报告,赞扬10个商学院成功地把实用技能训练融入传统的文理课程中。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波士顿郊区的Babson学院。这虽然是一所纯商科的专业大学,但非常注重文理等传统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其校长Leonard Schlesinger明确地说:“实际的商用技艺,随着组织和技术的进步,经常五年就过时。但是,历史和哲学所提供永恒的背景知识和理性思维能力,对商科学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不向学生提供这种永恒的知识,我们的教育就显得非常残缺。”乔治华盛顿大学、乔治城大学等几所著名的商学院,也试图把历史、伦理、写作等课程整合到金融和市场的课程中。其中,乔治华盛顿大学计划请心理系和哲学系的教授讲授商业伦理,请工程系的教授讲授持续发展,并制定新的课程规划,把“商业与社会”作为核心课程。

2011年出版了一本《重新思考商学本科教育》,集中了若干专家对商学教育的反省。其中一位作者William Sullivan指出,把商学教育和文理教育分开,伤害了商学院的学生。这种区分使他们把商学教育从大学的其他课程中孤立出来。事实上,美国高等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把商学这种技能训练融入高等教育中,使之成为年轻人素质成长的一部分。顶尖的商学院,大体也都这么作。比如,沃顿商学院本科生的一半课程,都是传统的文理课程。MIT的Sloan商学院对本科生的要求,也包括17门本校的一般性课程,如两门微积分、两门物理、一门化学、一门生物等等,另有许多统计分析、微观经济学等等,数理成分很重,和这所著名的工学院教育融为一体。许多优秀的商学院,虽然设有本科专业,但往往是要求本科在大学的头两年甚至头三年接受一般性的文理教育,最后阶段才进入专门的商学教育。

经济危机爆发后,即使是名校的学生,也深切地感受到就业的压力,实用的要求越来越强,象哥伦比亚、达特茅斯这些有商学院的常青藤,纷纷给本科生加开一些商学课程,甚至还是授予结业证书的。但是,这些学校都还没有发展出两年的商学本科专业(前两年一般性通识教育,后两年进入商科,是许多学校商学本科教育的模式)。达特茅斯Tuck商学院的院长Paul Danos表示,虽然商学的本科教育越来越流行,但顶尖的大学对于传统文理课程所提供的知识广度非常珍爱。象达特茅斯这样的学校,不太可能在本科教育中加上两年商学专业的内容。

商科教育,是现实永恒的需求。这里的问题是,商科教育是否属于高等教育?美国从沃顿商学院开始,把商科纳入了高等教育的体系。这就意味着商科的学生必须接受传统大学中的文理学科的训练。如今,美国的大部分一流大学,还是拒绝在本科设置商学类专业。那些设置本科商学类专业的,也往往坚持“学而优则商”的哲学,先上学生接受传统的文理教育,最后才涉猎商学专业课程,以保证商学的高等教育品质。我曾经对学生们说:“高等教育,之所以叫‘高等’,就在于其属于上流或精英文化的一部分。这话不好听,却是事实。你如果对上流或精英文化一点兴趣没有,进大学就走错门了。”作为历史教授,我从不讳言我的职业偏见:高等教育包含着许多看似不实际、“没用的”的贵族式的课程。但是,在过去几百年,大学从不实际的象牙之塔,越来越显示出其实用的价值来,乃至被市井凡夫所追逐。这多少也揭示了“不实际”、“没用的”教育的意义之所在。当今世界早已进入高技术的全球化竞争时代,产业、组织、技术、知识都不停地更新。这一趋势,就更加凸显了阅读、写作、沟通、数理分析等“可转移性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的重要。而那些具体、固态的技能,则时时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可惜,目前大学普及,大量的学生把大学当作职业培训所,觉得自己和过去作坊里的学徒工没有本质区别,目标就是一门手艺。大部分商学院的本科课程,就是适应他们的要求。这虽然也叫大学教育,实际上则早就有名无实了。

《跟着薛涌留学去》:商学院的成败

当沃顿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商学院时,这种大学里的商学院是个异类,甚至可以说是两面不讨好。工业家卡内基直言不讳地批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到了实业界多是废物,因为大学不过是教些遥远的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若干死掉的语言。这样的知识,似乎是为了适应另外一个星球的生活做准备。未来工业界的领袖都将是在实践中干出来的。那些20岁才出道儿的大学生,很难竞争得过那些14岁就到办公室擦地板、当学徒的孩子。

卡内基说这些话,当然有自己的经历在里面。他是苏格兰移民,自幼随着走投无路的父母到美国碰运气,13岁开始了童工生涯,一周六天工作,每天干十二个小时,晚上读夜校,最后一步步地成为钢铁大王、世界头号富人。在他眼里,大学里那些饱读诗书的温室里的花朵哪里吃得了这样的苦?在实业界的惊涛骇浪中能顶什么用?

另一方面,教授们则普遍觉得在大学里开设商科铜臭气太强。大学是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地方。商科创造了什么知识?那些唯利是图的雕虫小技,怎么可以进知识的殿堂?这也怪不得,在沃顿成立后的十七年中,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建立商学院。直到1898年,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各自建立了商业和政治学院与商业学院,局面才开始改变。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00年达特茅斯建立的Tuck商学院。这是第一所研究院级的商学院。Tuck的口号是“首先做人,然后做生意人”(the man first and the businessman afterward),并设计了3+2的课程结构:学生必须在本校修完三年的传统文理课程,然而加修两年商业课程,获得“商业科学硕士”。1908年,哈佛商学院成立,同样是研究院级别的教育,也要求学生必须完成本科的文理课程后才能进入。第一届58名学生中,有42位是本校的本科毕业生。文理教育,仍然是大学商学院的基础。1920年,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成为第一所授予博士学位的商学院,以加强商学的学术色彩。

可见,大学商学院在初期的发展中,回应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首先,大学意识到商业的意义,甚至称商业是未来文明的火炬,进而在这一领域展开研究,对学生进行专业化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社会的领袖。这样,大学就不再是卡内基所谓的读点历史和死的语言、脱离现实的象牙塔了,而成了经世致用的学府。同时,商学院坚持把传统的人文和科学教育作为基础,加强商学院的研究性,使之符合大学的学术标准。

结果如何呢?进入二十世纪后,商学院空前繁荣。在1900-1913年间,有21所大学成立了商学院。到1924年,有400所大学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商学课程。到1930年,主要的州立大学都提供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事实证明卡内基错了。大企业雇人,多要看文凭。商学院毕业生炙手可热。从1900年到1929年,经理在工厂雇员中所占的比例,从8.1%上升到17.9%。从1920到1930年,金融保险业的雇员增加了80%。商学院成了经理和白领的训练营地。《纽约时报》在1915年就公开宣称:“我们坚信有大学教育的年轻人比那些靠些小手艺从最底层开始往上爬的人更为适合现代商业的发展。”Tuck头五年培养了24名学生,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有6人成为大企业的总裁,其他也多为高层和中层经理。

不过,商学院的问题也从这里开始。二十年代,美国经济飙涨,商学院暴热,扩张迅速。可惜,作为新学科,商学院缺乏传统,师资不足,经常滥竽充数,课程也没有规范。同时,学生人数过多,课堂爆满,还有许多学生素质过低,需要补课,使商学院越来越丧失了精英教育的品质,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的学术标准。这一趋势,一发而不可收,一直持续至今。1919-1920学年,商学院授予了1559个学士学位,110个MBA;同时,美国大学授予了4400个工程学位。那时还是个工程师的时代。到1931-1932年,商学学士学位的数量达到10177,MBA为1017,工学位只有10374。商学的学位数量超过工程学位。1939-1940年,商学学士达到19036,MBA为1139,工学位猛降到了1348。到1955-1956年,美国各种学校授予的商学学士学位超过4万,硕士学位超过4千,博士学位有121个。再从商学在本科所占的比例看,1919年,美国的本科学位中,只有3.2%是商学学位,到1949年上升到13%,如今在超过了21%。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战后高等教育的普及。194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比沃顿时代普及了许多,但也仅有15%的适龄青年上大学。到了1970年代,这个比例达到了半数。如今这个比例已经接近70%。到2009年,以MBA为主的商学硕士学位的授予量就接近17万。可以说,如今的MBA,还远不如100年前的商学本科学位更为精英。

在这种情况下,沃顿商学院创立时的精英理想就难以在商学教育中维持。商学院开始两极分化。顶尖的MBA课程,虽然一直充满着危机和争议,但总的趋势还是炙手可热。毕竟美国的企业越来越复杂,对高端经营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MBA主要的生源,还是传统的文科和理工科学生。他们在本科期间多有着良好的文理训练。但是,普通的商学本科课程,则成了MBA课程的影子。大部分商学院院长集中精力主管MBA课程。毕竟MBA代表着一个商学院的品牌。本科部分则往往虚应故事,甚至连专门负责的院长也没有。那些本科生,不过是学一些MBA课程的克隆版。他们在读商科前,已经不被要求接受良好的人文和科学的训练。1959年,卡内基和福特基金会分别提出两个关于商学院本科教育的报告,称商学本科的学生越来越多。比起文科和理科学生来,他们家庭文化背景和经济地位都比较低,自己的成绩也比较差。再加上商学院师资水平不如其他学科,就更使其教育质量每况愈下。

试想,在将近70%的适龄人口都进大学的时代,商学本科生不过是这70%中的低端。这些人怎么可能成为管理精英?在美国,教育程度越低的家庭,对大学的理解越为实用,所求的就是学点马上能用的手艺。高端商学院那种“先做人,再做生意人”的高远理想,让他们摸不着头脑。当这些学生成为教育市场的主力时,他们的学费就不赚白不赚。许多商学院把自己的MBA课程抄一下转卖给这些人。如今许多中国学生涌入商学院本科,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对美国的教育理想不理解,希望学个“好找工作”的专业。他们的加盟,使美国商学院本科的教育质量进一步下降。

《跟着薛涌留学去》:沃顿是怎么来的

当我批判美国的本科商学教育时,许多商科的信仰者和身体力行者马上就提出沃顿商学院。不错,沃顿不仅是很优秀的商学院,而且提供着一流的商学本科教育。沃顿的建立,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检讨一下沃顿创立的历史和其目标,我们就很容易发现:现在美国大学的商学本科教育,大部分恰恰都背离了沃顿的理想。

沃顿是第一所在大学里建立的商学院,但不是第一所商学院。在沃顿之前,美国的商学院已经非常流行。美国南北战争后,很快进入了经济高增长期,即所谓“镀金时代”。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志,是铁路热和大企业的兴起。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福特等等,都是在这个时代或稍后而涌现的。企业规模的急剧扩大,使传统那种雇主亲自经营的家庭模式无法应付,必须雇佣一个经理阶层。这种对经营人才的需求,刺激了商业学校的崛起。1895年,私营商业学校的学生接近10万人。这些商业学校,培养了洛克菲勒等企业巨子,也创出了自己的品牌。比如纽约的Packard Business College,在40年内培养了两万多学生,子弟遍布纽约的金融界。Eastman School,则是后来参与创立柯达公司的企业家George Eastman一手创立的,有四所校园。不过,这些商业学校都是赢利性的,培养的就是些赚钱的技能。

1881年,一位叫约瑟夫.沃顿的企业家捐给宾夕法尼亚大学10万美元,建立了大名鼎鼎的沃顿商学院。当时沃顿本人就是宾大的校董之一,并说服了其他董事们支持自己的理念。否则这10万美元也不会有此神通。沃顿目睹了企业家在他所经历的时代巨变中影响越来越大,但依然名不正言不顺,缺乏医生、律师那种行业的公共品格。因此,他认为企业家不能仅安于当个财主,而要成为社会领袖,承担更大的责任。另外,现代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复杂,靠过去那种学徒式的方式已经无法掌握,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训练。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那些富家子弟继承了相当大的财富,如果不会经营就将白白地将资产挥霍、浪费掉,现在急需给这些人提供训练。可见,沃顿的建立,主要是针对极少数精英阶层的。

在“镀金时代”,财富迅速集中到大企业家手上,破坏了传统那种以自耕农理想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各种司法官司和政治运动不断,挑战这种财富集中的正当性。企业家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与其说是应付前所未有的规模经营,不如说是把自己的财富正当化。要知道,当时美国也正处于“德先生”、“赛先生”的时代。财富的集中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民主就可以通过各种立法和政治手段对之进行限制甚至剥夺。在这样的挑战下,这些企业家们最终走出来的路子,就是把自己打扮成社会财富的监护人,而不是私家的守财奴。卡内基的慈善事业就是一个例证。同时,他们把自己的经营管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因为科学在当时已经被公众视为是没有利益编好的、促进人类整体福益的事业。“赛先生”是新宗教。你说赚钱可能被别人看不起,但要说按科学办事,大家则都服气。

这也是沃顿要把商学院建在大学里的初衷。企业家赚了钱后,就要登堂入室,争取被社会所尊重,成为社会领袖。这就和一两百年前英国的商人发家后马上要把自己打扮成绅士的道理一样。这种变身的办法,就是实实在在地为全社会的福益作出贡献,并学习上流文化,特别是那些关乎整个社会和文化命运的学科。另外,十九世纪末正好是研究型大学在美国崛起的时代。大学从绅士俱乐部转型为工业化的组织结构,按照德国模式以科系划分专业、形成研究集团甚至流水线。商学院也效仿这样的方式,特别是追随医学院和法学院的模式,要把商学训练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所以,沃顿对商学教育最大的创新,是把商业教育镶嵌在大学的文理课程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框架之中。用我们习惯的话来说,商学院的学生首先要学习文科和若干理科课程,然后才有资格接受经营方面的训练。Edmund James作为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的创建人,成为沃顿的第一任主任。在他的领导下,沃顿成功地变成了一所培养商业专门技能的政治与社会科学的学院。沃顿商学院至今仍然把文理课程作为其本科生的核心课程。

可见,沃顿的创新,不是鼓励年轻人早早经商,而是为那些立志于经营的年轻人提供人文和科学方面的教育。如上所述,1895年沃顿成立了已经十几年,在商业学校中接受训练的学生接近10万人。但在大学里的商学院读书的,本科和研究生加在一起仅97人。到1924年,达特茅斯的Tuck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都已经开设了MBA课程,但在在大学商学院注册的学生也还不足4.8万,在商业学校接受训练的学生则将近19万人之多。可见,商业训练在那个世道已经让人趋之若鹜,并不需要鼓励。需要鼓励的,是有着价值理想和社会责任,有科学素养的专业人才。沃顿虽然大名鼎鼎,实则曲高和寡。那些急功近利忙着学赚钱的本事的凡夫俗子,和沃顿高远的理想终归格格不入。

《跟着薛涌留学去》:商科:低端的大学教育

美国的商学类本科,高不成、低不就,成了养懒汉的大本营。乃至有些教授们在问:商学本科还有必要存在吗?

放心,商学本科会存在下去,而且恐怕还将是美国大学本科中最流行的专业之一。不过其理由未免有些让人哭笑不得:在高等教育普及的时代,有相当一大部分学生和家长对教育过程不甚理解。文凭对他们来说就是个驾驶执照,能越早拿下来越好,越省事越好。他们的整体教育战略就是抄近道,而非基于成长的长远设计和准备。

早在1959年,福特基金会就发表过一篇报告,警告有太多的商学本科学生是因为荒疏(by default)而选择他们的专业。另有论者指出,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商业周刊》上排在前50的商学本科还算靠谱儿。但在此之下的商学院,往往漫无法则。学生选择商科,有的是不明白自己究竟应该干什么,最后听大家都说商科能保证毕业后马上有工作,于是就捡个商科先学着。另有一部分人,则是“吃柿子先捡软的捏”:商科不需要很强的理工训练,又没有文科那么大的阅读量和写作、外语等要求。这是个和朋友泡泡就能混的“软专业”。

在某种意义上说,低端的大学商科是无药可治的。为什么?因为高等教育普及了,许多不应该上大学的人上大学了。智商名著《鍾曲线》的作者之一、社会思想家Charles Murray曾指出,一般而言,读大学的材料至少是智商115。过了这条线,就属于人口中16%最聪明的人。当成人中28%都拿到学士学位时,就意味着大学生的智商难以完成高等教育的要求。主持“美国高考”SAT的大学委员会提出另一个标准:一位18岁青年在SAT中的语文和数学考试中成绩相加为1180分,那么就有65%的机会在41个主要的精英大学和州立大学的一年级维持2.7的平均分(最高为4,这大致相当于B-或C+的平均成绩)。能达到这么一种看似可怜的水平的,只占SAT考生中的10%。可见,大学虽然可以对人人都开放,大学的学术要求则远非人人都能达到。2011年,美国68.3%的高中毕业生都上了大学(2009年一度超过70%)。在这些学生中,有60%是就读于四年制的大学。也就是说,有40%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就读于四年制大学。

也许智商的标准过于狭隘,也许智商的测量并不准确。这些其实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大学之所以叫“高等教育”,就因为大学是针对素质最为出众的群体的。这里所谓的“素质”,可以用智商、情商等多重标准来衡量和界定。但是,不管你对素质怎么界定,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少部分人才会对高深的学问有兴趣、有理解力。素质到不了那个等级,硬着头皮上大学,结果还不仅仅是达不到学术要求,而是根本不会对所学的东西产生兴趣,也不可能理解所学的内容有什么意义。这些人有时还未必是懒,而是实在没有办法长期集中精力钻研自己既无兴趣又不理解的东西。对这样的学生,怎么督促、监管也没有用。

结果,除了精英大学外,一般的美国大学纷纷降低学术标准,对于那些“混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不管标准怎么降低,柏拉图还是柏拉图,牛顿还是牛顿。怎么能说服那些最差的学生学这些呢?门儿也没有。这些人,在过去就是地道的体力劳动者,犯不上在书本上动脑子。现在制造业外包,体力活儿越来越少,吓得他们都跑到大学中来。这时如果你让他们读柏拉图,他们肯定会睡过去。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没有力气活儿干了,学学算账吧。会算账到哪里都有口饭吃。在街上摆摊叫卖,不如学点新技术,比如市场营销,这比你扯着嗓子喊有效果得多。”听了这些,这些人反而可能眼睛一亮,多少能打起点精神来。至少许多末流的大学商科,就是适合这样的人的需求的。也怪不得PPT这种图画书式的教学在这样的课程中满天飞了。商科学生的考试到处垫底,也是对其素质的一个旁证。

商学院在十九世纪早期就在欧洲建立,但主要被视为是职业学校。直到1881年,沃顿商学院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成为第一个在大学里设置的商学院。可以说,是美国率先把商学院纳入高等教育的范畴。不过,美国的许多普通商学院,至今仍然保持着职业学校的风格。一般而言,在美国提起商学院,人们本能地想到的是授予MBA的研究院级的教育机构。我刚刚执教萨福克大学时,还闹过一个笑话。当我听说我的世界史课主要是商学院学生选修时,就对班上同学说:“欢迎欢迎,我很喜欢教研究生。”后来马上明白,人家全是本科生。我们学校的商学院和文理学院分开,但两者都是本科生学院。这种隔离,多少显示了职业学校型的商科和传统高等教育的距离。许多论者指出,这种分法,等于把商学院从大学的环境下隔离,使得商学院象个技术培训所,妨碍了学生的发展。但是,对于那些素质达不到高等教育要求的学生,这种隔离也许是没有办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