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出去再说”的两代人

薛涌

出国潮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汹涌澎湃。三十多年，至少历经两代人，中国的变化天翻地覆，中国人的经济实力也是沧海桑田。但是，许多中国人对待留学的态度，依然是一样地急不可待。

我开办“薛涌留美预科”，是想作为留学的“过来人”，为下一代传授一些经验。我曾一再劝说：留学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和语言上的挑战，是智力、精神上大幅跳跃。完成这艰难的一跳，必须有强劲的助跑。这一助跑，就是长期的强化英语训练。因此，我曾建议一些准备不足的学生推迟行期，至少把语言准备好再说。但是，学生和家长们普遍不情愿。大家的一句口头禅是：“先出去再说”。

我的一位朋友，在办起名为“美国厚仁教育”的留学服务机构。他开始计划办所谓2+2课程，为一些功课不好、准备不充分的孩子进行过渡。他的理念是，许多孩子的程度读不了四年制的大学，读两年制的社区学院比较合适。如果这两年表现好，就带着学分跳到四年制大学再读两年。这样2+2，照样拿本科学位。我当时笑他不要抱太高希望，这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已经把留学当消费，一心要买名牌，谁看得起社区大学？结果被我不幸言中，家长和学生们觉得社区学院“档次太低”。

但是，这头儿的市场不给力，另一头儿的市场却火起来。如今他经营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美国学校紧急开除服务”。到他网站上一看求助信，真算开眼了：“我因旷课太多被语言课程开除了，怎么作才能使学校改变决定？”“我的平均成绩只有1.5（最高4），但招生处说我还可以回去，今天却收到被拒绝的信。”“被学校开除后，还有机会重新申请美国大学吗？”“这学期拿了两个C, 学生顾问告诉我将被要求退学。”。。。。。。

“先出去再说”。“再说”什么？上述求助信大概给大家提供了一些线索。看着朋友的生意火起来，却为这些学生和其家长而悲哀。这位朋友也叹口气说：早听我劝告，上社区学院，从较低的程度踏踏实实往上奋斗就好了。但大家就看牌子。谁说也不听。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不过，冷静想想，“先出去再说”这话似曾相识，显然不是当今这代年轻人发明的。八十年代我们读大学时，“先出去再说”几乎成了口号。只是背景和内容有所不同。当时的中国比起现在来，可谓赤贫状态。特别是许多人刚刚经过文革，惊魂未定，一有机会就急不可待地出国。教授宁愿放弃大学教职，跑到纽约的中餐馆刷盘子。这不叫沦落，而是一种成功。毕竟人家“出去了”。另外，美国使馆对中国人也是如临大敌，生怕你有“移民倾向”，拿不到全奖的，能签出去真算是天大本事。当然要“先出去再说”了。

更重要的是，那代人把自己摆得很低，什么都肯干，不介意从最底层奋斗。特别是老知青们，兜里揣着五美元，一句英语不会说，但意志如铁：上山下乡的磨难都过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所以大家说去美国就是“洋插队”。恰恰是这群人里，涌现出许多成功人士。

如今的“先出去再说”一派，则完全不同。首先，中国早已今非昔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高产们有资源送孩子们留美，上百万人民币眼也不眨地就拿出来。这让那些被学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美国人都看傻了。美国的许多大学在经济危机中苟延残喘，靠来自中国的学费维持，故而对中国学生殷勤备至。多么扬眉吐气呀！第二，这些中国孩子，往往还没上学就开始了“幼儿英语”课程，以后更是这个补习班那个补习班地上个没完。和修理地球出身的老留学生们相比，应该说是受了职业训练了。第三，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孩子一切都是家长埋单。不用打工，也不用为拿不到奖学金发愁。他们的“先出去再说”，不是为贫困所逼，而是觉得留学就象买个新款iPhone一样：要紧的是一大早就去苹果店门口排队等着发卖，千万别落后，多少钱根本不是问题，找爸爸妈妈要就行。你让他们等，怎么可能？

我年过半百，在年龄上显然是上一代人；但阴差阳错，九十年代才出国留学，夹在八十年代和本世纪这两代留学生之间。也许我不具备兜里揣着五美元“先出去再说”的勇气吧，在快到三十、等留学“末班车”的时候，居然沉下心来又花了四五年时间埋头准备英文。后来发现，许多比我聪明、学术和语言基础也好得多的朋友，因为“先出去再说”的战略，日后的路走得远不如我顺利。不过，这些人不管怎么不顺利，最终还是事业有成。毕竟，他们的“先出去再说”，带有着背水一战的勇气。

如今“先出去再说”这代人，则丧失了老一代那种“谁有我们中国人能吃苦”的气概，没有那种宁肯在餐馆里刷盘子、从最底层向上奋斗的心态。甚至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的生活目标是什么。他们的一切，都是家长安排的，花的也是家长的钱，几乎没有什么需要自己负责。在他们看来，朋友的手机升级了，自己的也要升。来美后先逛名牌店，几乎成了中国留学生的集体行为模式。在他们眼里，读书也如同购物，只要动手早、肯花钱，一切都能搞定。所以，老一代“先出去再说”的留学生，即使吃尽了准备不足的亏，但最后至少“混出个模样”。这新一代，大多数也许会是一事无成。

孩子们，能醒醒吗？

留美，顾名思义是为了接受美国的教育。但是，这样最大的一个讽刺是，留美潮失控时会让留美的经验变成在美国接受中国的教育。

如果从教育的目标出发，目前美国大学招收外国学生是增加校园的多元化，让学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有更多交流机会，为日后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做好准备。但是，在财政压力下为了赚学费盲目扩招中国学生的学校，有许多是在教育上乏善可陈的学校，甚至严重缺乏应付国际学生的经验。中国学生在这样的学校突然多得不成比例，就打乱了正常教学秩序，同时也瓦解了中国学生的“美国经验”。

我的一位朋友在大学负责中国招生。他明确地建议校方：注意控制中国学生的人数。为什么？他举例说：某校有一门课，30个学生中有29个中国人。这样的大学还能维持声誉和质量吗？上大学对美国人而言，不仅仅是听教授讲课，更重要的是和同学们互动，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形成多元的人际网络。这是日后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今日的网络时代，网上视频有得是明星教授的课程，网上大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大家花那么多钱来到校园干什么？一大原因是追求和同龄人一同成长的经验。如果30人的课有29个中国人、1个美国人，那么这个美国人是否还不如到中国留学？

《纽约时报》的报道，也大致证实了这一点。某校一门课开始时是35个学生选修，其中17位来自中国。上了几周后，其他的非中国学生除了三位外全部退出，这门课基本成了中国学生的课堂。美国学生跑掉的原因，据说是嫌课堂太安静。美国学生习惯课堂讨论，中国学生习惯死记硬背。大家彼此不适应。其实恐怕还有另外的原因。当中国学生占了主流、而且这些学生没有经过录取办公室的严格筛选、英语程度不过关时，教授就不能用大多数人听不懂的语言来讲课。特别是对于缺乏和外国学生打交道的教授就更难了。一位金融和经济学教授抱怨：“一个学生不懂ascending的意思，这让我怎么办？他把问题搞错了。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没有理解书中的内容，还是有语言障碍。”

教授不知所措，甚至不得不用过分简单的语言讲课、放慢速度，美国学生自然不耐烦。退课也就成了常例。招收中国学生表面上是要多元化，实际的结果是单一化，变相让中国学生在美国聚在一起，请一位美国教授讲课。这和在北京或上海的大学里请位外教来讲课有什么区别呢？留美还有意义吗？

大学的全球化，不可一蹴而就。面对中国的崛起，哈佛、耶鲁等精英大学，从九十年代开始就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比如增加与中国相关的教职，招收中国学生等等。这些学校开始时每年就从中国招收一两名或几名本科生，渐渐增加。十几年逐渐积累的经验，使这些学校更有能力“消化”日益扩大的中国学生群体。如今质量靠谱儿的美国大学不下数百家。如果认真准备，完全有能力应付中国学生的挑战。特别是在纽约、波士顿、加州的一些大学，所在地区本来就相当全球化，各种人才很多，适应变化的能力强。但是，一些偏远地区不知名的大学，在财政压力下突然扩招中国学生，最后就可能产生自己对付了不的后果。

《纽约时报》的报道，以Delaware大学作为一个核心案例，该校的中国学生从2007年的8位突然跃进到如今517位。我拿这则报道给前面提到的那位负责中国招生的大学官员看。他很形象地启发我：“你在美国生活十几年，和Delaware的关系是什么？你大部分信用卡账单都是从那里寄来的。那里什么都没有，就是税低，所以信用卡公司全跑到那里建办公室。副总统拜登也是来自那里呀。”他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曾经看到的晚间喜剧：一位笑星扮演拜登搞笑：“我来自Delaware，那里简直是个地狱，是世界最糟糕的地方。那里的人什么世面都没有见过，没有任何野心和希望……”原来，拜登2008年竞选总统时，为了强调自己理解民间疾苦，特别强调自己是代表美国最为荒僻穷困地区的参议员，没想到给晚间喜剧找到了口实。

所有这些，当然都充满了偏见。事实上，Delaware人口密集，工程师很多，人均收入也不低，而且靠近华盛顿。Delaware大学也是相当出色的大学。不过，这个小州在首都的影子下，确实在文化默默无闻。提起美国的高等教育，你很少会想到Delaware。这个大学和地区是否能够很好地应付中国学生群体的急剧扩张，很让人怀疑。如果大量中国学生出国是通过中介服务，那些提供“保证录取”的服务公司自然更喜欢和一些突然在财政压力下急需扩招中国学生的学校合作。《纽约时报》报道，某大学的教务长委托一中介公司，到中国招收250个中国学生，并明确地告诉中介公司，学校财政困难，需要这些中国学生来填补财政漏洞。不幸的现实是，这类的学校，往往没有经验和能力为中国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服务，也不会把中国学生的利益放在首位。